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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园情怀】博士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讲师彭晓聿:长郡,我通往自由星空的起点
来源:长郡中学    作者:彭晓聿    发布时间:2014-05-12    点击率: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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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聿近照

彭晓聿小档案:

1993—1996年在长郡中学初中86班学习,1996—1999年在长郡中学高中962班学习。1999年荣获国际生物奥赛金牌。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生物学系任客座讲师。

科研经历:

2012年至今,博士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Anti-AMPAR自身免疫脑炎的细胞生理机理。

2011--2012年,博士后,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MHCI(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分子在大脑神经元突触发育中的作用机理。

2004--2011年,博士研究生,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系:发育和疾病中的突触可塑性。

科学教学经历:

2013年至今,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讲师:发育神经生物学(20学生)。参与课程内容设计,录制网络讲座课件,引导课堂讨论。

2009--2011年,新泽西普兰斯堡公共图书馆科技志愿者。辅导小学生使用乐高-Mindstorm制作机器人,指导编程。

2008-200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UpwardBound高中生神经生物学夏令营。策划夏令营培训内容,协调研究生志愿者的课程安排。

2007—200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主管助教:大脑与行为导论(140学生,7助教)。协调老师与助教的工作安排,辅导学生答疑。

2004-200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助教:生物导论,动物行为生理学(20学生,4个学期)。答疑,主持习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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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郡,我通往自由星空的起点

彭晓聿

我的名字在长郡被更多的人知晓,可能首先是跟生物奥赛金牌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拿到金牌再回到校园的时候,我的长郡生涯就结束了。在那之前的每一天,长郡给我带来的经历和成长,未及表白过。一晃15年过去了,这其中我总想写点什么。而今,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向母校110周年校庆的献礼。

我于1993年秋天进入长郡初中,大概算是“标准”的好学生:听话,老实,成绩好且稳定。我的世界很单纯:满足于学习和成绩。可谓胸无大志,小富即安。

96年初三毕业直升高中之际,我偶然听说有生物兴趣活动小组。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和花花草草,觉得喜欢就去了。那时生物还没有进入高考,所幸有生物奥赛和全国生物百项(科技创新)大赛,生物组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存在。当时生物组的主要活动是生物课外活动和生物竞赛培训,这两类活动给我的感觉是很不同的境界,学校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应该算是理想与现实妥协的产物吧。如果说最后的竞赛成绩给了我光鲜的外表,真正的收获却是不容易看到的。

96年暑假开始的时候,在教研组长陈启同老师的带领下,所有生物老师(匡治成、常立新、邓毅萍、谭建平、吴建忠)积极参与,生物组第一次组织了学生远距离去云南西双版纳(长沙-广州-昆明-西双版纳-大理-石林)考察的夏令营,也从此开创了生物组每年组织学生开展绿色之旅的传统。这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那时候没有读大量课外书的习惯,所以“行万里路”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成长机会。

写到这里我也很想写这次旅行激发了我对生物科学真正的热爱。但,不是这么简单的。

触动我心灵的,并不是热带雨林中的望天树,也不是橡胶林中幽幽的香荚兰;而是在火车上跟小伙伴们挤硬座、打拱猪、轮流睡地板、分吃方便面的经历;以及扛着工具像蝗虫般四处采集标本的过程,更有在老师的带领下做了不少胆大包天、不好写出来留下证词的事。我每顿饭要跟一桌饥肠辘辘的男孩子们抢食,但爬山水的时候又满心欢喜的被男同学牵着手不用害怕摔倒。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那一段日子我并没有把生物放在心上,只是一天到晚疯玩。以前我和同学的关系一直淡淡的,我不知道要怎样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现在,我在慢慢学。我乐意为每一个成员做事。我不会离开的。”生物夏令营,使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家之外的集体的温暖。这一点,于我日后投入到生物竞赛的培训,以及毕业之后的一些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人自习的寂寞中坚持,并有欲望去争取下一轮的入场券,只因为我“要陪着他们(生物组的同学们),和他们待在一起更久些”。到现在,应了常老师说过的话:“给了你们受用一生的朋友。”

参加生物组的经历,还让我们很多人尝到了跳出框架之外的滋味:比如有些规则是可以不遵守的,有些课是可以逃的,自己安排学习的进程效果是更好的。在高考指挥棒下的大环境里,一个学校的一群老师(及支持的领导和家长)提供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乐园,弥足珍贵。这种自由宽松的集体,是创造力发芽的土壤,是一个个鲜活的自我成长的乐园。

相比课外活动的自由,竞赛培训又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很现实的世界,在其中的学习又被套上了另一个大框框。对于一个学生的成长,逆境和束缚也可以有积极的影响吧。在逆境或束缚不可避免的现实面前,我想老师们最好的作用是给学生提供安全感和发自内心的动力。在竞赛培训中,我们的主要指导老师是匡治成老师。匡老师的付出是实打实的,他是个把书上的每个概念落实到每一天实际授课中的人。匡老师性格温和,善于倾听,从来不因为谁考试发挥不好给学生施加压力。回想起来,当年不少来自外界的压力也许到了老师这里就被屏蔽掉了。匡老师接手我们这一届的时候,他的小女也才二三岁,现在我也为人母,很难想象自己能做到陪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多。就这一点,我除了感激和觉得幸运,甚至有些不安。

我是个“小富即安”的人,培训早期几乎没有竞争的动力。一幅典型的画面就是上培训课的时候其他几个同学抢答,我悠然自得的想“植物学,我听不太懂,特别是记不住”。这虽不是什么大缺点,但对于拿名次得奖牌之目标不大适合。一个人要学会平衡自己的个性才能适应复杂的现实世界。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有人恰当的点拨你需要平衡的地方,应该是很幸运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常立新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最深远。

不知什么时候,常老师拍着我的头说“拿个一等奖看看”。我当时日记里写道:“我不知道自己在老师眼里是什么水平,但有人期待我,我要试一试”。我第一次参赛真的出乎自己意料的拿了一等奖,又听到常老师跟我说“人啊,要有点野心”。后来我进了国家集训队,对大学的选择迷茫中,常老师说“去北大”。确定了去北大以后,日记里愤愤的还有一段“居然还要我一定读博士,原来只打算奋斗这三年,没想到要奋斗终身了”。

这几句话之间,省略了很多种的付出,但对于我这种懵懂的人来说,这几点外力的推动很重要。后来我也会想如果以前没有上北大没有出国、没有选择走科研这条路是不是就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家乡,会不会有更舒适的人生?有时候会逆反:为什么我非得有野心,有那么高的目标?有时候艰难之时也会“豪言壮语”的说:不干了,做保姆都行(殊不知教养孩子比科研还难做好)。

就像爬山一样,爬到了一个高度能遇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和接触不到的机遇。当我借助竞赛的成绩走入北大生物系,后来再走出国门到美国接受科研的系统训练以后,终于领悟了科学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拷问内心的过程:抛开利益或成就感,或某个权威的影响,唯一的准则就是是否更接近真实。只要是真实的,证明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或者对了,都同样的愉悦。而这其中的科学精神不仅仅是科研的根本,更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应有的生活态度。正如数学家雅各布鲁诺斯基写在《科学与人文价值》中的话:“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科学家群体面对的问题,是每个社会都需要面对的——一个人和一个群体的互相妥协。它必须提倡个人的独立,和群体对个人的宽容,在这基础之上,必不可少的还有——不同意见,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公平,节操,对他人的尊重和自尊”。这种态度,从我的专业领域影响到了我看世界的方式,也影响到我养育自己女儿的细节。

王小波这么写过:“科学的美好,在于它是种自由的事业。”如果没有长郡这段经历和成长,没有对自由友爱的集体的向往,没有那些推动我逼迫自己争取的内力外力,我可能得不到后来的种种机会,也领悟不到仰望自由星空的感觉。诚然,没有这些经历,我很可能会过着另一种生活并满足着,但是经历了自由之思想的滋味以后,就不大可能再过着另一种生活并满足了。

我以前一直不认为我应该成为科研人员,因为内心没有对具体的科学问题不顾一切的追求。但后来我认识到,现代科研机构中不仅仅需要传统教科书里面那样的科学家,还需要很多人参与,在思考和实验的基础上,还有领导、协调、沟通、取舍的过程,还有教育和传播的成分。而我,因为各种偶然必然的因素,走到了现在。仔细想想,同学伙伴中对科学有着更浓厚兴趣的,因为大环境和教育中筛选机制的偏颇,失去了机会,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我能为当年那些助我一程的老师和同学做什么?能为我们的下一代做些什么?我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还在继续寻求平衡内力与外力的方式,觉得辛苦的时候就想想:再多坚持一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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