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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地带的革命》读后感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7-11-02    点击率:466

长沙市长郡中学 曾泽

1921年至1949年的中共党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谓辉煌灿烂。从上海的兴业路进军北京的中南海,一代共产党人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相比之下,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却是淡然无采。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这样,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尽管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部门宣布中共党史是研究的禁区,但使许多人望而却步的是种种纪律。

杨奎松先生给了我们不同的声音。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我想将此书推荐给大家。

一、独特的视角,带来“头脑风暴”

内因是事务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哲理,因此我们在研究党史时,往往注重中国内部势力的博弈,注重中共自身走向成熟的历程。本书偏偏选取影响中国革命的外因——国际环境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充分吸收近些年对苏联档案研究成果,从苏联及国际背景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革命,这种视角不得不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从中国革命一开始便遇到的两个悖论出发:

一、按照经典理论,共产主义是国际的事业,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后,应不顾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他国革命,且唯有如此,本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生存。然而,与共产国际名分实不分的苏共,在实际操作中,民族主义又高于国际主义。它把“工人无祖国”的口号,悄悄换成了苏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唯一祖国。

为什么会存在这一悖论?这是因为,大国主导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意识形态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固守不易,一切要服从利益需要。这一点在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变化上表现尤甚。举个例子: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原想就近拿下华北、华东,但苏联却与美国商定长城以内归美国,且做出了战后东北的援助只给国民党的决定。无奈之下,中共只得准备交出军队、派人参与联合政府,谁知美苏冷战大幕拉开,中共革命的地位骤然上升,苏联立刻改变对华政策,重新支持中共。

其实,支援世界各国的出发点,从来不是按照意识形态中所谓的经典理论,而是基于国际环境下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苏联深谙此道。它既可以为了对抗日本而一度阻止国民政府北伐,也可以为了对付德国而与日本签定妥协条约,更不用说为了抗击法西斯而与日后的对手美国结盟。在这种情势下, 中国共产党人在执行命令的同时, 不止一次地表示失望。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说,那么多的卢布和步枪应当给中共而不应该全给孙中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啊!然而,从苏联对日战略角度来看,中共拿了这些援助,必遭各派势力的一致反对,不是更麻烦吗?

那么,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有美蒋如此强大的敌人,有一切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帮助者”,中共应该如何开展革命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悖论:按照经典理论,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其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是,在中国,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十分弱小。怎么办?——革命需要策略!

孙中山和蒋介石是讲策略的。为了重起革命炉灶,虽然坚决不同意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但依然与苏俄合作,全面效法俄共,欲造“党民”、“党军”和“党国”,并接纳中国共产党与之一道革命。借助苏俄提携崛起的蒋介石,曾亲赴苏俄考察,宣称自己最革命,一度被认为是国民党中被“赤化”最深的领导人。其所以如此,显然也不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理念的信仰,而是明白当时必须借重苏俄的援助才有出头之日。当其对苏俄和中共产生了猜疑和忌惮,并得到英美支持的承诺后,便毅然甩开了苏俄,走上“分共”“反共”之路。可见,孙、蒋之亲俄并非出于感情认同,而是为了苏俄的援助。 

共产党的革命能取得成功,革命策略运用娴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44722日,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机构——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毛泽东在其起草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中,把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称作“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还告诉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毛泽东和中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亲美”言论,乃是看到美国对国民党军事溃败和政治腐败的极度不满而对共产党却有良好的印象,于是借机争取在与国民党较量中的优势,包括美国的承认和援助。正如作者所说:“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手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它认定,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符合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 

“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道理并不是只有丘吉尔才明了的。换成我党的说法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 事实上,毛泽东一心想为中共革命寻找到一种自主运作、发挥和创意的空间,取得特殊的地位和发言权。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我党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这也是毛泽东之于我党革命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多半走不到它的1949

每每读到这些熟悉的历史事件和结论被重新解读,在逻辑上是那么浑然一体,分析上又是那么鞭辟入里,我不得不拍案叫绝。它带给我的是一场头脑的风暴,仿佛在我脑中开垦了一片荒地,让我久久回味。

二、新颖的史料,成就学术价值

不得不说,杨奎松先生这本书的出版和再版,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得益于学术领域研究的进步。90年代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沈志华先生以巨资从俄罗斯购得大量的苏联档案,为研究中共党史、冷战史提供了一座金矿。

杨奎松和沈志华是同事和好友,他充分地挖掘了这一金矿。其治学态度之严谨,驾驭史料能力之娴熟,让我无比钦佩。这本500页的书,参考文献条目虽薄,注释却随处可见,特别是各类民国时代报纸、期刊,台湾、美国的最新资料,最新解密的苏联文件档案集,加起来恐怕读过上十万页的文献。重要的史实关节和论点,均用档案和文件引文注明,令人无可辩驳。

“青春作赋,皓首穷经”,这是古人的腐儒的一种揶揄。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为学、做事,不正应该有“皓首穷经”的坚守吗?姚雪垠为写一部《李自成》,查阅大量书籍,手工制作两万多张读书卡片;爱迪生为找到最合适的乌丝,做了八千多次实验。可见,文学、史学和科学,都需要严谨的治学作风!

这样一位严谨的大师,这样一部好书,让我不得不想到去年读到的《苦难辉煌》。金一南将军15万字的读书笔记至今给我留下着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苦难辉煌》将“信仰”的力量阐释的淋漓尽致,恰似走的武侠小说中堂堂正正练内功的路子的话;那么《中间地带的革命》则是将“国际背景下革命策略”的重要性阐述的鞭辟入里,恰似剑走偏锋,而又不失正气外在功夫。两本书对照起来看,或能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路!

开卷有益,好书共享,再次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先生的这本书——《中间地带的革命》推荐给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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